邊界——
Boundaries-
公眾注視下的私人界線
Private Lines under Public Gaze
a field study on Homelessness
First edition, 2023
Second edition, 2025
Private Lines under Public Gaze
a field study on Homelessness
First edition, 2023
Second edition, 2025
Publications |
Hardcover
320 pages
Interior: 210 × 148 mm
Cover: variable dimensions
Language: Mandarin Chinese
這是一項由無家者參與拍攝的影像田野計畫,由2023年展開,其中經歷展場裝置與影像記錄等階段性發表,本次為計畫的書籍出版,各屬獨立創作。
《邊界——公眾注視下的私人界線》將即可拍相機交予參與者,邀請他們拍下日常生活中所遇見的人與事,構成一種微型的、自我定義的存在實踐。在為期一週的參與中,共產出190張照片——其中三位參與者選擇拍攝日常中的相遇,兩對無家者伴侶則互拍彼此。親密與疏離、庇護與敞開交織,透過影像折射出無家者獨特的存在品質,和他們在公眾注視之下所劃出的、各自獨特的私人界線。
在書籍中,這些照片被收納於書頁的內裡——構成屬於他們的私密區域。觀者若欲觀看,需稱開紙頁象徵性邊界,從夾縫中窺視,進入一段與他人距離與親密性的倫理場域。
觀看因此成為一場位置的交換:我們不再佔據支配的凝視,而是被迫承認他者的不可完全理解。誰擁有觀看的權力?誰能選擇被觀看的方式?誰有權擁有自己的後台?哪些注視是被允許的,而哪些則構成掠奪?觀者的每一次窺視,也都是對自身位置的反身體驗。在凝視他者的同時,我們能否學會不剝奪其主體性?
《邊界——公眾注視下的私人界線》是一項將書籍作為倫理機制的出版實驗,重新架構一個讓無家參與者的視角得以發生的觀看場。無家狀態作為一種流動的生存技術,在此被轉化為影像、尺寸、位置與觀看的協商關係,將城市裡最常被視而不見的存在,重新放回觀看政治的中心。
再版序:
我常拿電影《納比亞沙漠直播中》裡的一段話追著自己跑:「你到底是拿什麼臉當創作者? 像你這種人做出來的東西,要是充斥這個世界,根本就是毒害,全世界都會遭殃。比起這個,你應該具體想想能為別人做些什麼 !」在藝術既想介入現實,又拒絕被同化為功能性工具的拿捏中,我求神無門、進退兩難。
:「你自己想啊,你不是創作者嗎?」
2023年誤打誤撞的《邊界——公眾注視下的私人界線》田野計畫,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外部,並學習在創作中撤退的實踐。在學校囫圇吞咽零星質性研究的偏方,更遑論任何學術倫理,只仗著當代藝術有限的姿態和思考框架,便無知地啟程了。
隨之而來的是藝術行動與倫理之間近乎不可調和的反胃感,在當代藝術完備的殺菌語境下,複雜的現實變成可以被觀看、美化、合法化、浪漫化、去脈絡化、無害化的扁平素材,工整地收集在藝術檔案和當代藝術自洽的形式裡,抵達了一種「情感上佔有」和「倫理上逃避」的高潮。它太快地生成意義;太倉促地終結倫理的不適——對象被抽離原生的時間與語境,成為藝術家自我延伸的證據。
「拒絕為對象代言」、「拒絕中心化權威」、「不帶著消費的心態將對象當作素材」都是完全不夠的。當我優雅地用「參與」、「對話」、「關懷」等字眼為自己辯護,這種政治正確實質是一種預防性服從,它要求創作者在創作之前就自我審查、自我說明,在可能的批評發生之前,先替自己消毒。反胃的不適又再度湧上,我感到有罪,就好像內疚本身是一種革命。暴露我安穩的外部位置和經過馴化治理的語言。
為了梳開這個難解的坎,我開始接觸跟貧窮議題和無家者議題相關的幫助工作組織。除了提供什麼服務以外,同樣重要的還有他們如何論述自己的行動;我想知道與當代藝術意淫式質性轉換的完全對照組:助人工作者的實踐方式。意外的是,我在某些組織的運作策略中看見與當代藝術共通的殺菌機制——它在倡議中強調「對話」,認為真正的轉變不是單向壓力,而是關係重構。在這之中對話被包裝成非暴力與開放的形式,卻忽落了對話常被權力機構用作安撫機制,它的政治能量往往被美學化、中和化。反而揭示出台灣中產階級在「參與式設計」與「對話倡議」裡蒼白地將對話作為善意、卻不必然觸及結構的盲點。在這裡,對話被用來取代衝突,而非生成衝突。
與此對照的是 Kalipunan ng Damayang Mahihirap(KADAMAY)一個由菲律賓城市窮困人口所組織的聯盟,訴求社會住宅、土地權、都市貧窮者的居住權。由於政府在Bulacan建了數千個社會住宅單位,卻長期閒置、無人入住,與居住需求極大的現實處境矛盾。2017 年KADAMAY 發起「佔領空屋/社會住宅」行動,將「空屋」視為政府未落實居住權的象徵。他們佔領住宅單位、架設路障、阻擋官方驅離,主張「空屋給無屋者」的口號。最後經過對話與壓力,政府調整政策,承認佔領者有居住的權利,並成為一個公共住房制度與都市貧窮議題的焦點案例。這種佔領以貧困者的身體與時間重新定義「公共」的邊界。他們在對話之外創造「不可治理的語言」,同時允許不平衡、混亂、甚至是懸置合法性的限制,恰恰在那些不被視為能說話的人開口說話的時刻,「對話」成為政治事件的條件。在這裡,KADAMAY提供了一個極具揭示性的示範——一種在體制邊緣持續露出不可被整合的生命形式。
在這個例子上,我想到無政府主義和藝術創作之間共業的精神:由下而上的地拒絕威權敘事和拆解大歷史的正當性。藝術常常在縫隙中保存或生成小敘事,將被忽略的身份、社群、記憶帶進可見的視域;無政府主義同樣聚焦被排除於國家與資本秩序之外的人群,往往用最簡單的方式介入現實。在這裡,藝術和無政府主義和聲式地榮耀邊緣位置,共同開掘那些無法發聲的結構性背景,其中,透過臨時性的組織與微觀行動的「游擊式藝術」和為了對抗思想審查,在官方話語之外生產知識的「自出版實踐」深遠地動搖了我創作的姿態,這就是物極必反的法則。
受到學院派的創作教育影響,我在藝術形式和內容之間有近乎強迫的對齊潔癖,習慣性地把形式推到無縫的懸崖;自洽到一定程度後,反而陷入無話可說的真空困境——觀眾被迫讚美形式的完整,而不是被迫去挑戰自己的閱讀習慣。相對地,我被草根、野性、低限、游擊式的藝術行動吸引,因為它帶著不被規訓的自由生命氣息。觀看別人的作品時我欣賞他人的鬆弛;回到創作時卻又以控制與嚴謹證明作品成立,以示負責。總在既抗拒收編,又依賴這些框架創造的「穩定語境」來讓作品可讀之間擺盪,產出的作品也四不像地自打嘴巴。
倫理是「對他者的無限責任」,任何展示與再現都已經是轉化,我在介入與退場之間,試著讓自己變成某種共在的空間。
於是我著手尋找一種有結構的鬆弛:嘗試在結構中留出空隙、製造破綻,讓作品在完整與不完整之間搖晃。我開始意識到不可理解性本身就是一種徹底,這跟過去徹底的減法是不同的邏輯。我必須將原本漂亮模糊意義的方式,轉向粗糙的暴露——讓既有的閱讀方式失效,拒絕讓作品被任何單一美學或意義封閉——停留在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位置,持續製造不可被體制收編的縫隙。以撤退之姿,讓不可理解性成為作品存在的條件,展示一件無法被訓服的作品,來接近真正意義上的懸置姿態。
暴露的關鍵在於如何讓轉化的痕跡被看見——讓自己的中介、失敗與不安留下可見的污漬。——然而,共在不是無罪的,我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帶著一種階層性。真正誠實的創作,或許就是暴露出再現的條件,承認自己的無力,拒絕讓它成為安慰;與其懺悔,不如誠實地利用自己模能兩可的位置去製造矛盾,讓失真成為形式——藝術家將不再是主宰檔案的人,而是被檔案吞沒、被關係佔據、被倫理逼迫到失語的人。
真正的共感不再是理解,而是共同失語,我們彼此暴露於差異之中。政治正確在倫理之上建立秩序;而失語是在倫理之下暴露生存。或許真正的倫理轉向,不在於是否取材,而在於能否讓觀者意識到自己正在觀看,並在這種觀看的意識裡,重新定位自己的倫理位置——在那裡沒有救贖,卻仍選擇不安地存在其中。
《邊界——公眾注視下的私人界線》將即可拍相機交予參與者,邀請他們拍下日常生活中所遇見的人與事,構成一種微型的、自我定義的存在實踐。在為期一週的參與中,共產出190張照片——其中三位參與者選擇拍攝日常中的相遇,兩對無家者伴侶則互拍彼此。親密與疏離、庇護與敞開交織,透過影像折射出無家者獨特的存在品質,和他們在公眾注視之下所劃出的、各自獨特的私人界線。
在書籍中,這些照片被收納於書頁的內裡——構成屬於他們的私密區域。觀者若欲觀看,需稱開紙頁象徵性邊界,從夾縫中窺視,進入一段與他人距離與親密性的倫理場域。
觀看因此成為一場位置的交換:我們不再佔據支配的凝視,而是被迫承認他者的不可完全理解。誰擁有觀看的權力?誰能選擇被觀看的方式?誰有權擁有自己的後台?哪些注視是被允許的,而哪些則構成掠奪?觀者的每一次窺視,也都是對自身位置的反身體驗。在凝視他者的同時,我們能否學會不剝奪其主體性?
《邊界——公眾注視下的私人界線》是一項將書籍作為倫理機制的出版實驗,重新架構一個讓無家參與者的視角得以發生的觀看場。無家狀態作為一種流動的生存技術,在此被轉化為影像、尺寸、位置與觀看的協商關係,將城市裡最常被視而不見的存在,重新放回觀看政治的中心。
再版序:
我常拿電影《納比亞沙漠直播中》裡的一段話追著自己跑:「你到底是拿什麼臉當創作者? 像你這種人做出來的東西,要是充斥這個世界,根本就是毒害,全世界都會遭殃。比起這個,你應該具體想想能為別人做些什麼 !」在藝術既想介入現實,又拒絕被同化為功能性工具的拿捏中,我求神無門、進退兩難。
:「你自己想啊,你不是創作者嗎?」
2023年誤打誤撞的《邊界——公眾注視下的私人界線》田野計畫,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外部,並學習在創作中撤退的實踐。在學校囫圇吞咽零星質性研究的偏方,更遑論任何學術倫理,只仗著當代藝術有限的姿態和思考框架,便無知地啟程了。
隨之而來的是藝術行動與倫理之間近乎不可調和的反胃感,在當代藝術完備的殺菌語境下,複雜的現實變成可以被觀看、美化、合法化、浪漫化、去脈絡化、無害化的扁平素材,工整地收集在藝術檔案和當代藝術自洽的形式裡,抵達了一種「情感上佔有」和「倫理上逃避」的高潮。它太快地生成意義;太倉促地終結倫理的不適——對象被抽離原生的時間與語境,成為藝術家自我延伸的證據。
「拒絕為對象代言」、「拒絕中心化權威」、「不帶著消費的心態將對象當作素材」都是完全不夠的。當我優雅地用「參與」、「對話」、「關懷」等字眼為自己辯護,這種政治正確實質是一種預防性服從,它要求創作者在創作之前就自我審查、自我說明,在可能的批評發生之前,先替自己消毒。反胃的不適又再度湧上,我感到有罪,就好像內疚本身是一種革命。暴露我安穩的外部位置和經過馴化治理的語言。
為了梳開這個難解的坎,我開始接觸跟貧窮議題和無家者議題相關的幫助工作組織。除了提供什麼服務以外,同樣重要的還有他們如何論述自己的行動;我想知道與當代藝術意淫式質性轉換的完全對照組:助人工作者的實踐方式。意外的是,我在某些組織的運作策略中看見與當代藝術共通的殺菌機制——它在倡議中強調「對話」,認為真正的轉變不是單向壓力,而是關係重構。在這之中對話被包裝成非暴力與開放的形式,卻忽落了對話常被權力機構用作安撫機制,它的政治能量往往被美學化、中和化。反而揭示出台灣中產階級在「參與式設計」與「對話倡議」裡蒼白地將對話作為善意、卻不必然觸及結構的盲點。在這裡,對話被用來取代衝突,而非生成衝突。
與此對照的是 Kalipunan ng Damayang Mahihirap(KADAMAY)一個由菲律賓城市窮困人口所組織的聯盟,訴求社會住宅、土地權、都市貧窮者的居住權。由於政府在Bulacan建了數千個社會住宅單位,卻長期閒置、無人入住,與居住需求極大的現實處境矛盾。2017 年KADAMAY 發起「佔領空屋/社會住宅」行動,將「空屋」視為政府未落實居住權的象徵。他們佔領住宅單位、架設路障、阻擋官方驅離,主張「空屋給無屋者」的口號。最後經過對話與壓力,政府調整政策,承認佔領者有居住的權利,並成為一個公共住房制度與都市貧窮議題的焦點案例。這種佔領以貧困者的身體與時間重新定義「公共」的邊界。他們在對話之外創造「不可治理的語言」,同時允許不平衡、混亂、甚至是懸置合法性的限制,恰恰在那些不被視為能說話的人開口說話的時刻,「對話」成為政治事件的條件。在這裡,KADAMAY提供了一個極具揭示性的示範——一種在體制邊緣持續露出不可被整合的生命形式。
在這個例子上,我想到無政府主義和藝術創作之間共業的精神:由下而上的地拒絕威權敘事和拆解大歷史的正當性。藝術常常在縫隙中保存或生成小敘事,將被忽略的身份、社群、記憶帶進可見的視域;無政府主義同樣聚焦被排除於國家與資本秩序之外的人群,往往用最簡單的方式介入現實。在這裡,藝術和無政府主義和聲式地榮耀邊緣位置,共同開掘那些無法發聲的結構性背景,其中,透過臨時性的組織與微觀行動的「游擊式藝術」和為了對抗思想審查,在官方話語之外生產知識的「自出版實踐」深遠地動搖了我創作的姿態,這就是物極必反的法則。
受到學院派的創作教育影響,我在藝術形式和內容之間有近乎強迫的對齊潔癖,習慣性地把形式推到無縫的懸崖;自洽到一定程度後,反而陷入無話可說的真空困境——觀眾被迫讚美形式的完整,而不是被迫去挑戰自己的閱讀習慣。相對地,我被草根、野性、低限、游擊式的藝術行動吸引,因為它帶著不被規訓的自由生命氣息。觀看別人的作品時我欣賞他人的鬆弛;回到創作時卻又以控制與嚴謹證明作品成立,以示負責。總在既抗拒收編,又依賴這些框架創造的「穩定語境」來讓作品可讀之間擺盪,產出的作品也四不像地自打嘴巴。
倫理是「對他者的無限責任」,任何展示與再現都已經是轉化,我在介入與退場之間,試著讓自己變成某種共在的空間。
於是我著手尋找一種有結構的鬆弛:嘗試在結構中留出空隙、製造破綻,讓作品在完整與不完整之間搖晃。我開始意識到不可理解性本身就是一種徹底,這跟過去徹底的減法是不同的邏輯。我必須將原本漂亮模糊意義的方式,轉向粗糙的暴露——讓既有的閱讀方式失效,拒絕讓作品被任何單一美學或意義封閉——停留在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位置,持續製造不可被體制收編的縫隙。以撤退之姿,讓不可理解性成為作品存在的條件,展示一件無法被訓服的作品,來接近真正意義上的懸置姿態。
暴露的關鍵在於如何讓轉化的痕跡被看見——讓自己的中介、失敗與不安留下可見的污漬。——然而,共在不是無罪的,我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帶著一種階層性。真正誠實的創作,或許就是暴露出再現的條件,承認自己的無力,拒絕讓它成為安慰;與其懺悔,不如誠實地利用自己模能兩可的位置去製造矛盾,讓失真成為形式——藝術家將不再是主宰檔案的人,而是被檔案吞沒、被關係佔據、被倫理逼迫到失語的人。
真正的共感不再是理解,而是共同失語,我們彼此暴露於差異之中。政治正確在倫理之上建立秩序;而失語是在倫理之下暴露生存。或許真正的倫理轉向,不在於是否取材,而在於能否讓觀者意識到自己正在觀看,並在這種觀看的意識裡,重新定位自己的倫理位置——在那裡沒有救贖,卻仍選擇不安地存在其中。
This is a video-based field research project create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Initiated in 2023, the project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phases of presentation, including exhibition installations and moving-image documentation. This publication marks the book edition of the project. Each manifestation constitutes an independent work.
Boundaries – Private Lines under Public Gaze places disposable cameras in the hands of participants, inviting them to photograph people and moments encountered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forming a micro-scale, self-defined practice of existence. Over the course of one week, a total of 190 photographs were produced. Three participants chose to document encounters from their daily routines, while two homeless couples photographed one another. Intimacy and distance, shelter and exposure intertwine; through these images emerge distinct modes of being, and the unique private boundaries each participant delineates under conditions of constant public visibility.
Within the book, these photographs are enclosed inside the pages, forming intimate zones that belong to the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To view them, the reader must physically open the pages—symbolically crossing a boundary—and peer through the slit-like gap, entering an ethical field structured by distance and intimacy with others.
Viewing thus becomes an exchange of positions. We no longer occupy a position of dominant gaze; instead, we are compelled to acknowledge the other as fundamentally incomprehensible. Who possesses the power to look? Who decides how they are seen? Who has the right to a backstage? Which forms of looking are permitted, and which constitute extraction? Each act of peering becomes a reflexive experience of one’s own position. In looking at the other, can we learn not to strip them of subjectivity?
Boundaries – Private Lines under Public Gaze is a publishing experiment that treats the book itself as an ethical mechanism—restructuring a field of vision in which the perspectives of unhoused participants can emerge. Homelessness, understood here as a fluid survival technique, is translated into negotiations of image, scale, placement, and modes of looking. The project re-centers forms of existence most often rendered invisible in the city, returning them to the core of 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
I often chase myself with a line from the film Desert of Nabiya : “What kind of face do you think you have, calling yourself a creator? If things made by people like you were to flood this world, it would be pure poison—everyone would suffer. Instead of this, shouldn’t you think concretely about what you can do for others?”
Caught between art’s desire to intervene in reality and its refusal to be reduced to a functional tool, I found no god to turn to, trapped in a deadlock.
“Think for yourself—aren’t you a creator?”
The 2023 field project Boundaries – Private Lines under Public Gaze, begun almost by accident, marked my first genuine encounter with the outside—and my first attempt to learn how to retreat within creation. Having only hastily swallowed fragment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during school, let alone any grounding in research ethics, I set out in ignorance, armed merely with the limited gestures and frameworks of contemporary art.
What followed was a nearly irreconcilable nausea between artistic action and ethics. Within the sterilized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art, complex realities are transformed into flat materials—made viewable, aestheticized, legitimized, romanticized, decontextualized, rendered harmless—and neatly archived within art systems that justify themselves. Meaning is generated too quickly; ethical discomfort is prematurely resolved. Subjects are extracted from their original temporalities and contexts, becoming evidence of the artist’s self-extension—a climax of “emotional possession” and “ethical evasion.”
“Refusing to speak on behalf of subjects,” “de-centering authority,” or “not consuming subjects as material” are all insufficient. When I elegantly defended myself with words like “participation,” “dialogue,” and “care,” such political correctness functioned as a form of preemptive obedience. It demanded self-censorship and self-justification before creation even began, disinfecting oneself in advance of potential critique. The nausea returned. I felt guilty—as though guilt itself could be revolutionary—exposing my stable external position and my language already disciplined by governance.
In order to work through this impasse, I began engaging with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advocacy. Beyond what services they provide, I became equally concerned with how they articulate their actions. I sought a complete counterpoint to contemporary art’s libidinal qualitative transmutation: the practices of care workers. Unexpectedly, I discovered familiar sterilization mechanisms within some advocacy strategies—particularly an emphasis on “dialogue,” framed as nonviolent and open, premised on the belief that genuine change arises not from unilateral pressure but from restructured relationships. Yet this framing overlooks how dialogue is often deployed by power institutions as a pacifying mechanism, its political force aestheticized and neutralized. This exposes a blind spot within Taiwan’s middle-class embrace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and “dialogue-based advocacy,” where dialogue is upheld as goodwill without necessarily confronting structural conditions. Here, dialogue replaces conflict rather than generating it.
In contrast stands Kalipunan ng Damayang Mahihirap (KADAMAY), an alliance organized by the urban poor in the Philippines, advocating for social housing, land rights, and housing justice. In Bulacan, the government had built thousands of social housing units that remained vacant for years, starkly contradicting the immense demand for housing. In 2017, KADAMAY initiated an occupation of empty social housing, framing vacancy as a symbol of the state’s failure to realize housing rights. They occupied units, erected barricades, blocked evictions, and advanced the slogan “Homes for the homeless.” Through sustained pressure and negotiation, the government ultimately adjusted its policy, recognizing the occupiers’ right to reside—turning the action into a landmark case in public housing and urban poverty discourse.
This occupation redefin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public” through the bodies and time of the poor. Beyond dialogue, KADAMAY generated an “ungovernable language,” allowing imbalance, disorder, and even the suspension of legality. Precisely at the moment when those deemed incapable of speech begin to speak, dialogue becomes a condition for political events. KADAMAY thus offers a powerful example: a form of life that persistently exposes itself at the margins of the system, refusing integration.
This example led me to reflect on the shared ethos between anarchism and artistic practice: a bottom-up refusal of authoritarian narrativ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grand histories. Art often preserves or generates minor narratives in the cracks of dominant structures, bringing overlooked identities, communities, and memories into visibility. Anarchism similarly focuses on those excluded from state and capital orders, intervening in reality through the simplest means. Here, art and anarchism harmonize in honoring marginal positions, excavating structural conditions that silence voices. Practices such as guerrilla art—temporary organizations and micro-actions—and self-publishing, which produces knowledge outside official discourse to resist ideological censorship, profoundly destabilized my artistic posture. This is the logic of reversal at the extreme.
Shaped by academic art training, I developed an almost compulsive obsession with aligning form and content, habitually pushing form toward seamless perfection. Yet once self-consistency reaches a certain threshold, it collapses into a vacuum of speechlessness: viewers are compelled to praise formal completeness rather than confront their own habits of reading. In contrast, I am drawn to grassroots, wild, low-tech, guerrilla practices, because they carry an undisciplined vitality. I admire looseness in others’ work, yet return to my own practice proving legitimacy through control and rigor, as a gesture of responsibility. I oscillate between resisting incorporation and relying on stable frameworks to ensure legibility, producing works that contradict themselves.
Ethics is an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other.” Every act of display and representation is already a transformation. Between intervention and withdrawal, I attempt to turn myself into a space of being-with.
I therefore began seeking a structured looseness: leaving gaps within structure, manufacturing flaws, allowing the work to oscillate between completeness and incompleteness. I came to realize that incomprehensibility itself can be a form of radicality—distinct from earlier logics of radical subtraction. I had to shift from producing elegantly ambiguous meaning toward rough exposure—rendering existing modes of reading inoperative, refusing closure under any single aesthetic or interpretation. Remaining neither here nor there, the work sustains fissures resistant to institutional absorption. Through retreat, incomprehensibility become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s existence. To present an untrainable work is to approach a genuine state of suspension.
The key lies in making the traces of transformation visible—allowing mediation, failure, and unease to leave stains. Yet being-with is not innocent; my intervention inevitably carries hierarchy. Perhaps honest creation lies in exposing the conditions of representation, admitting one’s powerlessness, refusing consolation. Rather than confessing, I choose to exploit my ambivalent position to generate contradiction, letting distortion become form. The artist no longer commands the archive but is instead swallowed by it—occupied by relations, driven into speechlessness by ethics.
True empathy is no longer understanding, but shared speechlessness—we expose ourselves to difference together. Political correctness builds order atop ethics; speechlessness exposes existence beneath it. Perhaps the real ethical shift does not lie in whether one takes material, but in whether the viewer becomes aware that they are watching—and, within that awareness, repositions their own ethical stance. There is no redemption there, only the choice to remain uneasily present.
Boundaries – Private Lines under Public Gaze places disposable cameras in the hands of participants, inviting them to photograph people and moments encountered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forming a micro-scale, self-defined practice of existence. Over the course of one week, a total of 190 photographs were produced. Three participants chose to document encounters from their daily routines, while two homeless couples photographed one another. Intimacy and distance, shelter and exposure intertwine; through these images emerge distinct modes of being, and the unique private boundaries each participant delineates under conditions of constant public visibility.
Within the book, these photographs are enclosed inside the pages, forming intimate zones that belong to the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To view them, the reader must physically open the pages—symbolically crossing a boundary—and peer through the slit-like gap, entering an ethical field structured by distance and intimacy with others.
Viewing thus becomes an exchange of positions. We no longer occupy a position of dominant gaze; instead, we are compelled to acknowledge the other as fundamentally incomprehensible. Who possesses the power to look? Who decides how they are seen? Who has the right to a backstage? Which forms of looking are permitted, and which constitute extraction? Each act of peering becomes a reflexive experience of one’s own position. In looking at the other, can we learn not to strip them of subjectivity?
Boundaries – Private Lines under Public Gaze is a publishing experiment that treats the book itself as an ethical mechanism—restructuring a field of vision in which the perspectives of unhoused participants can emerge. Homelessness, understood here as a fluid survival technique, is translated into negotiations of image, scale, placement, and modes of looking. The project re-centers forms of existence most often rendered invisible in the city, returning them to the core of 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I often chase myself with a line from the film Desert of Nabiya : “What kind of face do you think you have, calling yourself a creator? If things made by people like you were to flood this world, it would be pure poison—everyone would suffer. Instead of this, shouldn’t you think concretely about what you can do for others?”
Caught between art’s desire to intervene in reality and its refusal to be reduced to a functional tool, I found no god to turn to, trapped in a deadlock.
“Think for yourself—aren’t you a creator?”
The 2023 field project Boundaries – Private Lines under Public Gaze, begun almost by accident, marked my first genuine encounter with the outside—and my first attempt to learn how to retreat within creation. Having only hastily swallowed fragment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during school, let alone any grounding in research ethics, I set out in ignorance, armed merely with the limited gestures and frameworks of contemporary art.
What followed was a nearly irreconcilable nausea between artistic action and ethics. Within the sterilized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art, complex realities are transformed into flat materials—made viewable, aestheticized, legitimized, romanticized, decontextualized, rendered harmless—and neatly archived within art systems that justify themselves. Meaning is generated too quickly; ethical discomfort is prematurely resolved. Subjects are extracted from their original temporalities and contexts, becoming evidence of the artist’s self-extension—a climax of “emotional possession” and “ethical evasion.”
“Refusing to speak on behalf of subjects,” “de-centering authority,” or “not consuming subjects as material” are all insufficient. When I elegantly defended myself with words like “participation,” “dialogue,” and “care,” such political correctness functioned as a form of preemptive obedience. It demanded self-censorship and self-justification before creation even began, disinfecting oneself in advance of potential critique. The nausea returned. I felt guilty—as though guilt itself could be revolutionary—exposing my stable external position and my language already disciplined by governance.
In order to work through this impasse, I began engaging with organizations involved in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advocacy. Beyond what services they provide, I became equally concerned with how they articulate their actions. I sought a complete counterpoint to contemporary art’s libidinal qualitative transmutation: the practices of care workers. Unexpectedly, I discovered familiar sterilization mechanisms within some advocacy strategies—particularly an emphasis on “dialogue,” framed as nonviolent and open, premised on the belief that genuine change arises not from unilateral pressure but from restructured relationships. Yet this framing overlooks how dialogue is often deployed by power institutions as a pacifying mechanism, its political force aestheticized and neutralized. This exposes a blind spot within Taiwan’s middle-class embrace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and “dialogue-based advocacy,” where dialogue is upheld as goodwill without necessarily confronting structural conditions. Here, dialogue replaces conflict rather than generating it.
In contrast stands Kalipunan ng Damayang Mahihirap (KADAMAY), an alliance organized by the urban poor in the Philippines, advocating for social housing, land rights, and housing justice. In Bulacan, the government had built thousands of social housing units that remained vacant for years, starkly contradicting the immense demand for housing. In 2017, KADAMAY initiated an occupation of empty social housing, framing vacancy as a symbol of the state’s failure to realize housing rights. They occupied units, erected barricades, blocked evictions, and advanced the slogan “Homes for the homeless.” Through sustained pressure and negotiation, the government ultimately adjusted its policy, recognizing the occupiers’ right to reside—turning the action into a landmark case in public housing and urban poverty discourse.
This occupation redefin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public” through the bodies and time of the poor. Beyond dialogue, KADAMAY generated an “ungovernable language,” allowing imbalance, disorder, and even the suspension of legality. Precisely at the moment when those deemed incapable of speech begin to speak, dialogue becomes a condition for political events. KADAMAY thus offers a powerful example: a form of life that persistently exposes itself at the margins of the system, refusing integration.
This example led me to reflect on the shared ethos between anarchism and artistic practice: a bottom-up refusal of authoritarian narrativ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grand histories. Art often preserves or generates minor narratives in the cracks of dominant structures, bringing overlooked identities, communities, and memories into visibility. Anarchism similarly focuses on those excluded from state and capital orders, intervening in reality through the simplest means. Here, art and anarchism harmonize in honoring marginal positions, excavating structural conditions that silence voices. Practices such as guerrilla art—temporary organizations and micro-actions—and self-publishing, which produces knowledge outside official discourse to resist ideological censorship, profoundly destabilized my artistic posture. This is the logic of reversal at the extreme.
Shaped by academic art training, I developed an almost compulsive obsession with aligning form and content, habitually pushing form toward seamless perfection. Yet once self-consistency reaches a certain threshold, it collapses into a vacuum of speechlessness: viewers are compelled to praise formal completeness rather than confront their own habits of reading. In contrast, I am drawn to grassroots, wild, low-tech, guerrilla practices, because they carry an undisciplined vitality. I admire looseness in others’ work, yet return to my own practice proving legitimacy through control and rigor, as a gesture of responsibility. I oscillate between resisting incorporation and relying on stable frameworks to ensure legibility, producing works that contradict themselves.
Ethics is an “infinite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other.” Every act of display and representation is already a transformation. Between intervention and withdrawal, I attempt to turn myself into a space of being-with.
I therefore began seeking a structured looseness: leaving gaps within structure, manufacturing flaws, allowing the work to oscillate between completeness and incompleteness. I came to realize that incomprehensibility itself can be a form of radicality—distinct from earlier logics of radical subtraction. I had to shift from producing elegantly ambiguous meaning toward rough exposure—rendering existing modes of reading inoperative, refusing closure under any single aesthetic or interpretation. Remaining neither here nor there, the work sustains fissures resistant to institutional absorption. Through retreat, incomprehensibility become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s existence. To present an untrainable work is to approach a genuine state of suspension.
The key lies in making the traces of transformation visible—allowing mediation, failure, and unease to leave stains. Yet being-with is not innocent; my intervention inevitably carries hierarchy. Perhaps honest creation lies in exposing the conditions of representation, admitting one’s powerlessness, refusing consolation. Rather than confessing, I choose to exploit my ambivalent position to generate contradiction, letting distortion become form. The artist no longer commands the archive but is instead swallowed by it—occupied by relations, driven into speechlessness by ethics.
True empathy is no longer understanding, but shared speechlessness—we expose ourselves to difference together. Political correctness builds order atop ethics; speechlessness exposes existence beneath it. Perhaps the real ethical shift does not lie in whether one takes material, but in whether the viewer becomes aware that they are watching—and, within that awareness, repositions their own ethical stance. There is no redemption there, only the choice to remain uneasily present.